这两年，无意之中发现一个问题：西方病毒文化入侵，挤压中国文化生存空间，摧毁中国文化精神。西方话语霸权太强大，而大众不具有理性，盲目接受外来文化，失去中国文化主体性，继而失去自主原创能力，因此，中国文化现在真是处于危亡之际！

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外来文化的输入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来入侵让中国文化备受摧残，差点亡国灭种，也让无数中国人痛心疾首，至今耻辱未消。而关于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人们总是受诸种制约而作出非理性判断。如在汉字拉丁化潮流中，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从目前看来，科技解决了汉字传输效率低下于西方字母的问题，没有不灭必亡的危险了。

中国几千年不灭，幅员辽阔，人口繁多，得益于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即圣人传统和圣人精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我们要有这个大气魄，运用圣人精神开天辟地，自主创造一切！翻阅中国古代科技史，会发现中国古人原创性科技发明创造源源不断，并且领先世界。

观照历史，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开放性的世界大国，只在明清时期有过短暂的海禁。几千年来，一边是吸收外来文化，一边是输出中国文化，甚至于说，中国文化长期领先欧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从1世纪到18世纪，从中国传到欧洲的重要科技发明有26项。翻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可知如果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儒医发明的种痘法，自17世纪开始，先后传播到俄国、朝鲜、日本、阿拉伯和欧、非各国，拯救了无数生命，为消灭天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为此，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写道：“我听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莱布尼茨慧通中国，发明二进制，无疑是在中国《周易》中获得了启发和佐证，并且他还认为只是重新发现了中国人原来的学问。后来，莱布尼茨在年说：“欧洲人擅长理论思维，就像在数学中表现的那样，而在实践经验方面中国人却比我们强。”而在年12月14日，莱布尼茨在一封信中说：“我准备在自己的办公室门上挂个牌子，写上‘中国事务处’几个字。凡是涉及有关中国的问题，均可先寄给我，再由我转给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见，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对莱布尼茨拥有异常的魅力。

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如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印度熬糖法在唐太宗时传入中国，美洲烟草、玉米、红薯、马铃薯、辣椒、花生在明中晚期传入中国。稽考文献，小麦、西瓜、葡萄、石榴、黄瓜、大蒜、豇豆、油菜、香菜、胡椒、芝麻、核桃等也是外来文化。像胡椒，如今是十分平常的调味品，但在唐朝是外来奢侈品，宰相元载被治罪抄家时，抄出八百石（合现在64吨）胡椒。后人不懂历史，嘲笑元载贪得无厌，一个人无法使用那么多的胡椒。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玉米、红薯让中国人口急剧增长，但也有人认为是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摊丁入亩”这两项政策使得清朝中期人口激增。

今人或许不晓得，先秦中国人上衣下裳，穿开裆裤。短裤、合裆裤是外来文化。游牧族群骑马打仗，必须穿短裤、合裆裤，一是北方冬天气温低，有利于保暖；二是在马背上反复摩擦，可以保护生殖器官。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短裤、合裆裤等胡服陆续传入中国，到了隋唐时期，大致成为普遍现象。到了宋朝，朱熹对胡服之风义愤填膺。清末民初，西服、文明棍、礼帽、领带、革履是“假洋鬼子”们显示身份的时髦。而今，布鞋、立领、汉服、长袍、唐装又是显示身份的时髦。

最为典型的是辣椒，湖南人以吃辣椒为荣，自主创造了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辣椒文化。可以说，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辣椒是外来文化了。

目前，也没有人抵制这些物质的外来文化了。虽然穿开裆裤有利于生殖器官的卫生，但是没有人穿开裆裤了。

物质的外来文化容易接受，但非物质的外来文化，总是只能作为主流中国文化的辅助来接受。如佛教传入中国，向来受到儒家和道教的排斥，直到佛教中国化之后，才为主流中国文化接受。如天主教传入中国，明朝利玛窦采取借格儒家的策略，主动依附主流中国文化。上帝、天主、圣经、圣诞、圣诞节等词汇，都是来自于儒家典籍。

在全球任何一个地区，外来文化之接受，也可从社会心理学向度来观察。本土主流文化是统一共同体而区隔异类的，而异质的精神层面的外来文化无不受到本土主流文化的排斥。一旦异质的精神层面的外来文化成功侵入，本土主流文化土崩瓦解，共同体失去文化认同感而作鸟兽散，即使用外来文化结成新共同体，也只是外来文化的附庸，无独立主体性可言。中国的汉朝末年和唐朝中期，外来文化的影响力超过了本土主流文化，导致了共同体的分崩离析，战乱频繁。

二、如何吸收外来文化

近现代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大致有三种，一是排斥外来文化，二是全盘接受外来文化，三是中西结合。相对而言，第三种态度较为理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可归入第三种态度。年出版的《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提到的有创新性的中国思想家仅列张之洞一人，其因“中体西用”说被视为“批判的传统主义思想家”，与印度的甘地、泰戈尔和非洲的卡布拉尔、尼雷尔等人相提并论。可见，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中国性”追求是中国文化之正道。

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是第三种态度，坚持走中国道路，既吸收外来文化，又不忘本民族文化地位，而对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办法有避名居实、买珠还椟。陈寅恪云：“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以夷复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阐明古学，实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云：“然举此一例，已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也。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如今，我提出“中体中用”说，以求更好重建中国文化主体和解决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中，是阴阳均势制衡的恰到好处，即成均。当然，阴阳会反转，也变化不居。体决定用，用呈现体。中体中用，合乎阴阳变化之时宜的有体有用。它基于一本万殊（理一分殊），既有特殊的中国性，也有世界的普遍性，中国性是实质正义，普遍性是形式正义。

中体中用，本之于公羊学“中国”之真谛。公羊学讲“中国”，是相当于夷狄而言的。“中国”是文明的，夷狄是野蛮的。文明、野蛮的分野，不是种族、地理的差异，而是开显圣人精神之文化道德。“中国”、夷狄并非静止的，夷狄可能进化为“中国”，“中国”可能堕落为夷狄。老夷狄进化为“中国”，谓之“新中国”；旧中国堕落为夷狄，谓之“新夷狄”。进化，在于德升；堕落，只因失责。从公羊学来说，“中国”是不断德升的，“学有缉熙于光明”，永远是最先进的，代表天道正义。

圣人精神是科学精神和仁义精神的统一体，知识上升为良心，仁义（德性）统帅知识（理性）、才能（材性）。在我看来，“中国”、夷狄表面上是文明程度的高低，实际上圣人精神的高低。运用圣人精神，可德升为“中国”，“中国”是中体中用的。同时，“中国”也好，中体中用也好，是不断德升的。

稽考文献，先秦、秦汉时期思想家总结出了中国圣人传统和圣人精神。圣人传统，即圣人发明创造传统。据《周易·系辞下传》、陆贾《新语·道基》，三圣是指先圣、中圣、后圣。先圣制器作物，如伏羲、黄帝、神农等，是机械控制技术；中圣设礼施政，如周文王、周公等，简化为社会控制技术；后圣修经明艺，如孔子，简化为身心控制技术。当然，此为后来归约之逻辑，实际上三大圣是同时并发的。三种圣人创制立法、制器作物、修经明艺，用今日流行词汇则称作“发明创造”。

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运用圣人精神审判外来文化，再自主创造，德升为“中国”之中体中用。通俗地说，用仁义审判外来文化，取其珠而还其椟，基于中国之实情而自主创造性地建构一种新形式。外来文化，是在阴阳变化的一定时、位中的产物，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并且阴阳变化而具有可证伪性。那么，外来文化能不经审判而直接“拿来”吗？我的回答是不能直接“拿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直接“拿来”了无数的外来文化，其失败之惨痛教训的事实也证明了要预先经过审判、创造程序。

过去，“拿来”辣椒，并没有把美洲的辣椒文化之椟拿来；而“拿来”性解放，却拿来了梅毒、艾滋病。

对外来文化进行审判之后，为什么还要自主创造呢？外来文化在外固然优良，但是也有特殊性的，即使经过审判，取其珠而还其椟，然而运用于特殊性的中国，必须基于中国之实情而自主创造性建构。否则，不顺，沦落为邯郸学步。

目前，西方文化话语十分强势，过去是以洋枪洋炮仗势欺人，现在是以高科技居高临下，标榜其文化具有优越性，而理性不足的中国人缺乏文化自信，被此种气势吓唬住了，视西方文化为不可抗拒的绝对权威和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全盘照抄，亦步亦趋的模仿。

谁都晓得，科技主义不是科学精神，而是一种类一神宗教性质的信仰，其表现为迷信科技万能。科学精神贵在怀疑，科学具有可证伪性，哪里来的绝对真理？西方文化本身也是在不断创新之中，西方人也没有把西方文化视为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譬如，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只是一种假说，但是中国人却迷信西方人，视为真理（定论）。

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化，并非全部优良，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之处。譬如说梅毒、艾滋病，是欧洲人乱性的产物，总不能说也是优良的文化。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肯定是病毒文化。西方的火刑，中国的沉塘，也不能说是优良的文化。

可以说，梅毒、艾滋病是欧洲病毒文化污染中国文化。

欧美病毒语言污染中国语言，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小姐”“鸡”“鸭”“同志”“黄色”“菊花”。小姐，本是对女性的尊称；鸡、鸭，本是家禽之名，却指称性工作者。同志，本是同心同德，即志同道合，却被指称同性婚恋。黄色，土德之色，表示尊贵，却被指称淫秽下流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查阅史料，用“黄色”指称淫秽下流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源自于欧美，而非中国。“扫黄”，又让黄帝、黄姓情可以堪？菊花，本是中国君子之花，日本90年代末的BBS以此指称肛门。

因此说，如果外来文化是病毒文化，则不可吸收，要加以排斥。对于外来概念，也要加以创造，不可以名乱我中国文化之实。

将来，重光祖德，中国文化复兴，再次成为世界第一，那么届时外来文化对中国就没什么吸引力了，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会自动有一个审判和自主创造了。

三、神圣的中国菊花文化

菊花原产中国，周代已有文献记载，据目前的所知，至少有多年的历史。中国人自古有圣人传统，聪明睿智，不断发明创造了菊花的文化意义和药用价值，以证实天道正义，形成了浓郁的东方特色的菊花文化史。

菊花一般在秋冬开放，古人认为其具有不畏严寒、傲雪凌霜的品格，赞誉其为“君子之花”和“隐逸之花”，是中国文化精神、天道正义的象征。文人画之中，梅兰竹菊，谓之四君子。钟葵《中国菊花文化内涵尽在“五美”》一文说：“在历代文人画家笔下，菊花已不再是普通的自然之花，而是君子之花、隐逸之花、长寿之花，呈现出或娇艳，或雅致，或冷峻，或野逸，或清高的精神风貌，寄寓着文人画家不慕荣利、甘于平淡、独具风骨的人格理想。”

菊花之黄金色，是尊贵的黄中土德，即黄帝仁爱之德、圣人精神，是为天道正义。三国曹魏时，钟会《菊花赋》云：“故夫菊有五美焉：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此赋说菊花有黄中天德，“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易·坤·文言传》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说文》云：“黄，地之色也。”《论衡·騐符》云：“黄为土色，位在中央。”《礼记·郊特牲》云：“黄者，中也。”《白虎通义·号篇》云：“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王船山《黄书》云：“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黄中，即黄庭，为太极，也是元气之所在。

在长期的实践之中，医药学家发现菊花是一味中草药，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可服食以养生治病，称其为“长寿之花”。《神农本草经》云：“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屈原歌咏芳草美人，服食菊花，其《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后人制作成菊花酒，九月九日饮之。《西京杂记》云：“汉武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所由。”

稽考文献，中国古代有重阳节赏菊和饮菊花酒的习俗。曹丕《与钟繇书》云：“九月九日，草木遍枯，而菊芬然独秀，今奉一束。”孟浩然《过故人庄》云：“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李群玉《九日》云：“江汉路长身不定，菊花三笑旅怀开。”畅当《九日陪皇甫使君泛江宴赤岸亭》云：“同倾菊花酒，缓棹木兰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重阳》：“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

翻看历代文献，中国人喜欢种菊、采菊、饮菊、赏菊、咏菊、画菊等。历代礼赞菊花的诗词歌赋画，不计其数。陶渊明独爱菊花，菊花遂成为陶渊明的象征，有高洁、淡泊、孤傲的君子品格。其《饮酒》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九日闲居》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持胶靡由，空服九华。”又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赏菊佐以饮酒，风尚由斯也。”其《归去来兮辞》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其《和郭主簿》云：“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宋朝道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云，“晋陶渊明独爱菊”，“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菊之爱，陶后鲜有闻”。

当然，也有两怪人写过咏菊诗，一是黄巢，二是朱元璋，他们似乎不是什么君子了，心中只有妖魔鬼怪，所以比较霸气。黄巢《题不第诗》云：“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题菊花》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朱元璋《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骇煞。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唐宋以来，各地普遍栽培菊花，各种载录菊花的专著大量涌现。在宋朝，刘蒙撰有《菊谱》，是最早记载观赏菊花的一本专著，记有菊花品种26个。《百菊集谱》《菊话》《菊谱》《群芳谱》《花镜》《广群芳谱》《东篱中正》《艺菊志》《养菊法》《艺菊简易》《艺菊须知》《菊说》《艺菊琐言》《徐园秋花谱》等，或为菊花专著，或为综合性著作。

文人以菊花自喻，寄托其思想，表达其人格。菊花傲雪凌霜，不畏惧苦难，有从容不迫之仪，恬淡疏散，宁静贞定。宋末元初，有花鸟画家郑思肖，其父号“菊山”，故郑思肖自号“菊山后人”。他对菊花的傲雪凌霜之精神推崇极致，有题画菊诗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明清时期，梅兰竹菊四君子在文人画中占主角，菊花作为四君子之一家喻户晓。晚清至民国，人人都画菊花，臻于高潮。历代画菊名流有唐伯虎、徐渭、王铎、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赵之谦、蒲华、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李苦禅、潘天寿、林风眠、王友智等。

一朵冷淡清贞的菊花，代表着中国君子的人格，表示着中国君子永不屈服的顽强生命意志！文人画之菊花，与梅兰竹一样是向上向善之精神，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引擎，开显了中国文化精气神，凸出了中国文化的崇高品格，澄明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圣人精神！

菊花传入日本，有几种说法，我没具体考证。有资料说，观赏菊传入日本是奈良时代（—），相当于唐朝中期。成书于八世纪中叶的《万叶集》收录首和歌，其所歌咏的植物多达种，但没有菊花。而成书稍前的《怀风藻》（）却收录六首咏及菊花的汉诗。也有人说，大约在公元年前后，菊花就经由朝鲜传到了日本。日本《类聚国史》卷七十五《岁时部》记载从大同二年（）开始，每年重阳日宫中都举行“菊花宴”。到后来，菊花成为日本王室的家徽，十六花瓣八重表菊纹，象征高洁和威严等，更象征着日本温和尚礼的国民精神特质。如今，菊花已成日本国徽，还印在日本护照上。

四、屈原祭祀神灵用芳草

稽考中国古代文献，祭品有用人、牺牲、玉帛、酒鬯、粢盛（五谷）、笾豆盛品（蔬菜、果品）等，也有用芳草祭祀神灵祈福的案例。《诗经》里面有大量以花草起兴及以花草、水果互赠表达男女爱情的案例，也有采摘花草以供笾豆盛品和祭神祈子的案例。屈原《九歌·礼魂》云：“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这是用春兰、秋菊送神祈福，并礼赞神灵有兰草、菊花洁身自好、不随流俗、不同流合污的节操。屈原用芳草美人比喻为美德，有独特的用意，目前也无法考证个中详情。

周公制礼，开显圣人精神，正当其时！传统祭品的合理成分，可以继续保持。考虑到环境正义和方便之法，用花祭祀也有一定的现代合理性。但是，要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祭祀对象各有合乎时宜的花色、花种，不可滥用。

五、中国表达哀伤类的丧葬、祭祀应采用外来白花

中国菊花传入欧洲，大约在明末清初开始，据说年荷兰商人将菊花引入荷兰，年荷兰作家白里尼发表《伟大的东方名花——菊花》之作。18世纪中叶，法国路易·比尔塔又将菊花带到法国。19世纪，英国植物学家、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RobertFortune）菊种带到英国。不久，又由英国传入美国。从此，菊花遍植于全球。特别说明的是罗伯特·福琼（RobertFortune），之所以被指责为茶叶大盗，是因为他盗窃中国茶苗、茶种子、茶叶技术，将其带到了斯里兰卡和印度，并由此使得西方人逐步将中国茶叶排挤出国际市场。

可是，我们东方人，即中国人、日本人，千万不要误以为欧美人当初很善良！欧美人引种中国的菊花，吸收“外来文化”，却是有意践踏、侮辱东方文化价值，将菊花种植在墓地，视为墓地之花，用以表达哀悼、忧伤、痛苦的意思。在欧美，菊花是禁忌。在拉丁美洲，菊花竟然被称作“妖花”。

近三百年来，病毒菊花文化在欧美已成为一种传统。随着欧美话语霸权的四处扩充，欧美病毒菊花文化侵入到世界各地。自然，也侵入了中国。

说到这里，我是义愤填膺！对于中国菊花文化而言，西方菊花文化是病毒文化，是木马，曰欧美病毒菊花文化，应当禁止侵入中国！可是，在清朝末年，随着花圈侵入中国，欧美病毒菊花文化居然开始在中国流行！

我本对这个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