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作者：杜苏敏

癌症，又称为恶性肿瘤和赘生物，它是一组可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多种疾病的通称。因为致死率高，病因复杂及难治愈等特点，癌症也被称为“众病之王”。

年，美国肿瘤学家悉达多·穆克吉凭借《癌症传：众病之王》拿下当年的普利策奖，这是一部关于癌症的“传记”。在这本书中，癌症被定义为一种扩张主义者的疾病：它入侵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充满创意；它手段残酷、精明狡诈；它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

“有时候，它似乎是在教我们要怎样才能生存下来。面对癌症就是面对一个同类物种，这一物种甚至比我们更适于生存。”对于癌症，书中这样描述到。

在有效的药物和疗法出现之前，“谈癌色变”并非夸张。直到现在，癌症依然是人类第一大死因。世卫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年，近万例（或近六分之一）死亡由癌症导致。大约三分之一的癌症死亡源自烟草使用、高体重指数、酒精消费、水果和蔬菜摄入量低以及缺乏身体活动。

而人类与癌症的抗争，早在人们发现第一个癌基因之前就已经开始。近期，亚盛医药董事长兼CEO杨大俊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回答了关于“人类能否战胜癌症”的十个提问，在他看来，如果将人类攻克癌症看作是一项总体工程，我们现在正处在初级到中级阶段的转换之间。

杨大俊图源：亚盛医药

杨大俊指出，由于每一个器官发生肿瘤的原因、诊断和治疗不尽相同，也给人类攻克癌症增加了很多挑战。“但正是因为这样，对于科研和制药企业来讲，一方面是挑战，一方面也是机会，让我们要不断去探索新的治疗、诊断和预防的方法。”

而对于人类能否治愈癌症的终极提问，杨大俊也在采访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人类处于攻克癌症的初级到中级阶段的转换间

时代周报：如果将人类攻克癌症看作是一项总体工程，你认为目前已进展到哪一阶段？

杨大俊：从人类攻克癌症漫长的系统工程来讲，我们现在正处在初级到中级阶段的转换之间。从最初的化疗到现在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联合治疗，我们和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如果用三个指标来评价目前人类攻克癌症整体工程的现状，第一是癌症的早期诊断率大幅提高，特别是精准医疗带来早期精准的检测。

第二，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联合治疗使得我们五年的生存率提高。以亚盛主攻的慢粒白血病为例，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从过去不到30%，提高到现在接近90%，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第三，通过控制吸烟，增加疫苗的普及，比如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让相关癌症的发病率大幅减少。早期诊断、治疗是减少癌症的痛苦，而预防、减少癌症的发生，这是最大的工程，是最理想的状况。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目前抗癌药研发面临的最主要难点有哪些？

杨大俊：抗癌药的研发主要有两个难点。第一，从新药研发来讲，抗癌药的研发也在创新药研发的规律之内。真正做一个原创新药，做一个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新的化学结构，新的生物蛋白或者抗体，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国外之前经常讲“两个十”，即十年和十亿美元，现在可能还不止。一个新药进入临床，成功率不到10%。抗癌药也是一样，高风险、长周期，一旦成功，它也是高回报，所以它的“三高”特点也很明显，这是一个整体。

第二，癌症的药物和普通药物不同，由于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有可能出现肿瘤，而出现肿瘤的病因并不完全相同，这就导致最后生物学的机理不一样，相应的药物开发也不同。

比如血液里面的肿瘤，与发生在骨髓里面的血液型白血病和淋巴瘤完全不一样。每一种肿瘤的攻克，相当于攻克敌人的山头，要一个一个去攻破它，这就是为什么肿瘤药开发特别难的原因之一。

同样，由于人类每个器官出现肿瘤的原因、诊断和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给人类攻克癌症增加了很多挑战和复杂性。但正是因为这样，对于科研和制药企业来讲，一方面是挑战，另一方面也是机会，让我们要不断去探索新的治疗、诊断和预防的方法。

抗癌史上的三大技术突破

时代周报：在人类整个抗癌医学史上，从你的视角判断，最重要的三个技术和最具突破性的三款抗癌药分别是什么？

杨大俊：第一个，靶向的小分子药，最成功的案例是第一代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格列卫。

格列卫的通用名叫伊马替尼，美国年批准上市。格列卫诞生之前，也有各种化疗、干扰素，包括骨髓移植手术，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不到30%。因为这个革命性的药物，患者不需要打针或者吊水，甚至不用做手术，通过长期口服该药物，就让慢粒白血病可以完全控制。病人就像服用高血压、糖尿病药一样，可以正常生活工作，90%的患者有五年甚至十年的生存率。

格列卫在整个人类靶向治疗或者是攻克癌症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一方面，它是第一个真正靶向癌基因的小分子药物；另一方面，格列卫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药，针对慢粒白血病单一基因纠正，通过一个基因确定这个疾病的发生，通过一个单药就可以控制癌症。这在抗癌药里是难得的奇迹，我们也想不断重复这个奇迹。

第二个，PD-1药物。PD-1最难得的有两点，一是在机理上，它的治疗手段是革命性的。免疫治疗是通过调动自体的免疫细胞T细胞，杀死癌细胞。控制肿瘤为什么难？因为它和细菌感染或者病毒不一样，癌细胞是身体的一部分，它发生突变，无限制增长，侵蚀我们重要的器官，导致病人的死亡。之前化疗、放疗敌我不分，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了正常的细胞，而靶向治疗是针对癌细胞。

二是临床上的获益。PD-1和PD-L1针对所有肿瘤都有可能产生疗效，也就是广谱的抗肿瘤机制。当然它最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很好。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K药）在美国批准的适应症包括三十多种肿瘤，年销售额首次超过亿美元。一个肿瘤药年销售超过亿美元，它是第一个。

第三个，疫苗。针对癌细胞的疫苗可能还没有，但是减少癌发生的疫苗已经有了，比如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等，针对病毒的疫苗开发以及它在临床上的应用，使得跟病毒相关的癌症减少发生。

在我读书的时候，中国乙肝的感染人群比较大。感染乙肝病毒之后，有很高的概率患上肝炎、肝硬化、肝癌。以前中国是肝癌大国，就是这个原因。乙肝病毒疫苗接种之后，让乙肝发生率减少，这也是我们最近二三十年出生的人乙肝少了，肝癌也少了的根本原因。通过疫苗或者抗病毒的疫苗达到减少肿瘤的发生，这也是革命性的。例如宫颈癌疫苗，人们接种的年龄不断提前，男孩、女孩都接种，让宫颈癌的发生在过去一二十年也大幅减少。

从人类攻克癌症的治疗手段来讲，这三个技术和治疗的方法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时代周报：未来，你觉得有哪些技术有望在抗癌药研发当中扮演关键角色？

杨大俊：第一个，ADC（抗体俱联药物），它针对HER2靶点高表达或者低表达的癌症都有效。第二个，以PROTAC为代表的靶向蛋白降解剂。

另外，还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